一周后，马丁的电话打到了实验室。

“Herr Lu，电脑到了。”电话里，马丁通知道，“法兰克福那边昨天下午发的货，今早刚到公司。我中午给你送过去？我还可以帮你安装。”

“那麻烦您了。我...

我站在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手里攥着刚从邮局取回来的挂号信，指节发白，信封边角被汗水浸得微微发软。信封上“教育部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”几个红字像烧红的铁钎子，烫得我眼皮直跳。身后是国营第三机械厂轰隆作响的锻压车间，热浪裹着铁锈味一阵阵扑过来，可我后脖颈却沁出一层冷汗。

“林工，又在这儿吹风？”老钳工王师傅拎着搪瓷缸子路过，缸子上“先进生产者”几个蓝漆字掉了半边，“今儿焊完三号液压支架，主任说你图纸改得准，省了两吨钢板——这可是实打实的功劳啊。”

我没应声，只把信往裤兜里按得更深些。王师傅没走远，又折回来，压低嗓子：“听说没？昨儿厂党委开会，提了‘技术骨干优先推荐上大学’，但得是正式工……你这临时工身份，怕是要卡在政审上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我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，“你爹那档子事，真就翻不过来了？”

我喉结动了动，没说话。父亲的名字像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在心口——1957年，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林振邦，在“整风鸣放”时写了三篇《关于高校科研管理机制的若干思考》，被划为右派，下放甘肃农场二十年。去年冬天才平反回城，如今在市图书馆整理古籍，右手因长期冻疮落下了永久性颤抖，连签字都歪斜如蚯蚓爬行。

槐树叶子沙沙响，一只知了突然嘶鸣起来，尖利得刺耳。

我转身往厂区西头走，那儿有间废弃的锅炉房，窗玻璃全碎了，只剩几根锈蚀的钢筋戳向天空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翻腾。角落堆着我攒了三年的笔记：《金属材料热处理原理》抄本边缘卷了毛，页脚用废机油瓶盖压着；《机械制图基础》里密密麻麻全是红蓝铅笔标注，有些公式旁还贴着从《红旗》杂志剪下的“又红又专”字样；最底下压着一摞油印试卷——那是去年市里组织的高考模拟考，我偷偷混进夜大教室考的，数学满分，物理差三分，英语……我盯着卷首“林卫国”三个字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“国”字最后一捺，那里被橡皮擦得薄如蝉翼，几乎要破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皮鞋跟敲在水泥地上，咔、咔、咔，像秒针在倒计时。我迅速合上笔记，刚把油印卷塞进搪瓷饭盒，门就被推开了。

赵主任站在逆光里，灰布中山装扣到最上面一颗，左手捏着个牛皮纸信封，右手插在裤兜，指节顶出清晰的轮廓。“林卫国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压过了远处蒸汽锤的闷响，“厂里研究过了，你的情况……特殊。”

我垂手站着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
“你父亲的问题，组织上已重新审查，结论是‘错划’，档案已更正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我脚上露出脚趾的解放鞋，“但政审程序不能跳过。你得写一份思想汇报，重点说明对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’政策的认识，还有——”他抽出信封里一张薄纸，“你1975年在陕北插队时，带队干部张德海写的鉴定，得补上。”

张德海。这三个字像根针扎进太阳穴。我眼前浮起黄土坡上那场暴雨，窑洞塌了半边，我背着发烧的知青小梅冲进泥流，张德海举着铁锹站在高处喊“别管她！先护住毛主席语录箱！”——后来小梅肺炎转成肺结核，再没回过北京。

“赵主任，”我开口，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，“张德海……去年在咸阳化肥厂，因贪污倒卖化肥被抓了。”

赵主任眼皮都没抬：“那是他个人问题。组织需要的是你本人的思想认识。”他把牛皮纸信封放在生锈的锅炉盖上，纸面映着窗外透进来的光，“三天。交上来，厂党委连夜盖章。”

门关上了。灰尘重新沉入光柱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撞着肋骨。

我蹲下身，掀开锅炉底下一块松动的砖。里面埋着个铁皮饼干盒，盒底垫着油纸，压着三样东西：一张泛黄的全家福，母亲穿着列宁装，抱着襁褓里的我，父亲西装革履站在旁边，胸前别着校徽；一枚磨损严重的苏制游标卡尺，刻度线早已模糊，是我进厂第一天师父给的；还有一小截铅笔头，木质外壳被牙咬出深深凹痕——那是插队时夜里就着煤油灯算力学公式的凭证。

我掏出兜里那封挂号信，撕开。里面是张薄薄的纸，印着淡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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