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网格线，抬头是“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准考证”。姓名栏印着“林卫国”，照片是我去照相馆拍的，穿的是唯一一件没补丁的衬衫，可领口还是磨出了毛边。考点写着“市第一中学”，时间：12月10日、11日。

手指抖得厉害。我摸出饭盒里的油印卷，翻到英语部分。那道翻译题还在：“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re the masters of our country.”（工人和农民是我国的主人。）我当初译成“工人与农民，乃吾国之主。”——现在看，主语太文绉绉，该用“咱们”才对，才像活人的嘴说出来的话。

傍晚收工铃响，我混在人流里往宿舍走。厂区广播正播《东方红》，喇叭滋滋响着杂音。路过食堂时，炊事班老李头朝我招手：“小林！今儿蒸的玉米面窝头，给你留俩！”他递来油纸包，热气腾腾，“听说你要考大学？咱厂里三十多年没出过大学生喽！”他咧嘴笑，缺了颗门牙，“前天老书记还念叨，说当年他当兵，就是靠文化课进了装甲兵学院……”

我接过窝头，烫得换手。老李头忽然压低声音：“你爹的事，我听人说过。五七年，他替咱们厂设计过淬火炉的温度控制器，图纸到现在还挂着呢。”他朝车间方向努努嘴，“那会儿，他常蹲在炉子边记数据，手冻裂了，拿胶布缠着继续画……”

回到宿舍，八人间通铺，此刻只剩我一个。我把窝头掰开，掰得极细，就着凉水咽下去。胃里暖了些，脑子却更清醒。我铺开稿纸，钢笔尖悬在纸上，墨水洇开一小团。开头写了又划掉：“敬爱的厂党委……”不行，太虚。再写：“我深刻认识到……”还是空。窗外月亮升起来了，清辉洒在铁架床的横档上，像一道未冷却的焊缝。

我放下笔，起身拉开床底箱子。里面码着几十本借书证——市图书馆、区文化馆、甚至郊区农机站的阅览室。最上面那本，封皮磨损得露出麻布底子，是父亲平反后托人从甘肃带回来的：《工程力学简明教程》，扉页有他的批注：“卫国，力学即生活之力。压力变形，拉力断裂，唯韧性可承重。父，七六年冬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修复现场。”

我翻到最后一页，那里夹着片干枯的胡杨叶，叶脉清晰如刀刻。父亲的手写小楷在旁边：“此树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倒而千年不朽。人亦当如此。”

笔尖终于落下。

“我叫林卫国。1955年生于西安。1973年高中毕业，同年赴陕北延川县插队。在梁家河大队，我跟着老农学耩地，垄沟深浅要凭脚感；修水坝时，我和民工一起背石料，肩头磨烂了结痂再磨，最后长出铜钱厚的老茧……”

写到这里，钢笔漏墨，蓝黑墨水在“老茧”二字上漫开，像一小片淤血。

“……1975年冬，暴雨致窑洞坍塌，我背出高烧昏迷的北京知青陈小梅。当时带队干部张德海同志要求先抢救毛主席语录箱，我未执行命令，因我认为，保护人的生命，比保护物品更重要——这是我对‘为人民服务’五个字的粗浅理解。”

墨水继续洇。我换了支蘸水笔，笔尖刮过纸面沙沙响，像砂轮打磨金属。

“进厂三年，我做过车工、钳工、焊工。记得第一次独立焊接液压支架立柱，焊缝出现气孔。师父没骂我，只把焊条断面给我看：‘卫国，你看这截焊条，潮气进了药皮，熔池就藏不住渣。人心里要是进了潮气，手上就稳不住。’后来我每天提前两小时到车间烘干焊条，用体温焐热手套……”

窗外响起脚步声，有人踢踏着拖鞋走过。我停笔，听见隔壁床铺翻身的吱呀声，还有谁在梦里含混地喊“娘”。

“……我知道，父亲曾被错划为右派。但他教我的第一课，是在我家院里用粉笔画杠杆原理：支点、力臂、阻力。他说，真理就像这根杠杆，找准支点，微小的力量也能撬动山岳。而人民，永远是那个最稳固的支点。”

写完最后一句，我搁下笔，发现右手小指不知何时被铅笔芯划破了，血珠慢慢渗出来，落在“支点”二字上，像一粒朱砂印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拿着写满八页的思想汇报去找赵主任。他办公室门开着，我敲了三下。

“进来。”他头也不抬，正用放大镜看一张图纸。

我把稿纸放在他桌上。他翻了翻，目光停在第七页：“……张德海同志当时的选择，基于他对政治纪律的严格遵守。而我未能理解这种高度，暴露了自身政治觉悟的不足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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