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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忽然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，在旺角一间印刷厂当学徒。老板让他用铅字排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每颗铅字重四克，排满一页要一千二百颗，一天下来，手指肿得拿不住筷子。可当第一本样书印出来，他偷偷翻到最后一页，在版权页空白处，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：**梁文斌著**。

那时他并不知道，这三个字背后，需要多少个日夜的熬炼、多少次被铅字割破的手指、多少碗冷掉的隔夜饭。

而那个叫包启明的少年，在十七岁那年，面对的不是铅字，是二进制；不是油墨，是电流；不是印刷机滚筒，是十二台轰鸣的龙门铣床。

列车穿过一片水田，稻茬黝黑，田埂上站着几个戴草帽的孩子，朝飞驰的列车用力挥手。梁文斌下意识抬起手，也朝他们挥了挥。

动作做完，他自己先怔住了。

这是他来大陆后，第一次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，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，向另一群人，致意。

中午十二点，列车停靠南京站。

梁文斌下车，在站台尽头的小食摊买了两个烤红薯。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递过来时顺手剥开一个，露出里面金黄绵软的瓤：“同志，趁热吃，暖胃。”

他道了谢，捧着红薯回到车厢。热气氤氲，甜香弥漫。他掰开一半，咬了一口，沙糯微甜，带着泥土的微腥气。

就在这时，邻座一位戴眼镜的老教师模样的人凑过来，指着红薯笑问：“同志，你也去合肥？”

梁文斌点头。

“巧了。”老人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，封面上印着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九七八级新生手册”，纸张已泛黄起毛，“我儿子今年考进科大无线电系，我送他报到去。这手册上印着所有新生名单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

梁文斌心头一跳，接过手册，指尖微颤。他快速翻到附录页，目光如梭，在密密麻麻的铅印名字里急寻——

**计算机系（七七级）：包启明，男，安徽凤阳，一九六三年十月生**

凤阳。

他喉咙发紧。

凤阳是什么地方？是“十年倒有九年荒”的皖北穷县，是“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好地方，自从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”的凤阳。

就是在那里，一个瘦弱少年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用算盘演算矩阵乘法；在废弃的农机站里，拆解一台报废的收音机，只为弄懂三极管的放大原理；在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的年纪，靠着一本翻烂的《高等数学》和半本俄文版《控制论基础》，硬生生啃下了自动控制理论的全部骨架。

梁文斌合上手册，轻轻放回老人手中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昨天在虹桥机场给出的评价“落后”，像一把钝刀，割伤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

下午四点，列车抵达合肥站。

梁文斌没出站，径直走向售票窗口，买了一张当晚返程的硬座票——明天一早，他必须赶回上海，参加江南造船厂的参观活动。但今晚，他要见一个人。

他拦下一辆人力三轮车，报出地址：“科大东区，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组。”

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闻言咧嘴一笑：“同志，您找包老师啊？”

“包老师？”梁文斌一愣。

“对啊！就那个搞数控的包启明包老师！”车夫踩动踏板，车子轻快地滑入暮色，“现在谁不知道包老师？我们厂技校的老师傅们，天天拿他编的程序当教材！昨儿我还看见他骑着那辆二八永久，在校门口修自行车——链条掉了，他自己蹲那儿，三分钟就弄好了！”

梁文斌没再说话。他望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梧桐树影，暮色渐浓，路灯次第亮起，昏黄的光晕里，浮动着无数细小的尘埃。

它们无声飘荡，却自有轨迹，自有重量，自有不可被轻慢的尊严。

七点四十分，科大东区307室。

梁文斌站在那扇掉了漆的绿色木门前，抬手，轻轻叩了三下。

门内传来一阵椅子挪动的声响，接着是脚步声。门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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