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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穿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的年轻人站在门口,头发微乱,左脸颊沾着一道淡淡的机油印,手里还攥着一把梅花螺丝刀。他抬眼看向梁文斌,眼神清澈,平静,没有一丝被打扰的不耐。
“您好,请问您找?”声音干净,略带皖北口音。
梁文斌张了张嘴,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他只是静静望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脸——没有名校光环,没有洋派做派,没有记者镜头前惯常的矜持或警惕。只有一双眼睛,像秋日皖北的湖水,澄澈,沉静,映着走廊里那盏瓦数不足的白炽灯,也映着门外整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。
梁文斌慢慢抬起手,不是掏证件,不是递名片,而是解下自己颈间那条深红色羊绒围巾。围巾一角绣着小小的“Star Island”字样,是《星岛日报》定制款。
他双手捧着,递给眼前这个名叫包启明的年轻人。
“这个……”他声音沙哑,“送你。合肥,冬天冷。”
包启明低头看了看围巾,又抬眼看了看梁文斌,忽然笑了。那笑容很淡,却像一束光,瞬间刺破了梁文斌心里积压了整整二十年的迷雾。
“谢谢。”少年接过围巾,指尖无意间擦过梁文斌的手背,温热,有力。
就在这时,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喧哗。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人快步走来,为首那人看见包启明,立刻扬声喊道:“小包!淮南电厂的传真来了!他们说昨天试运行的PLC系统,响应时间比预期快了0.3秒!”
包启明应了一声,转身对梁文斌点点头:“您先进来坐?我马上就好。”
梁文斌站在原地,没动。
他望着少年转身奔向办公室的背影,望着那件沾着油污的蓝布工装在昏黄灯光下晃动,望着他手里那把锃亮的梅花螺丝刀在空中划出一道银亮的弧线。
那一刻,梁文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:
所谓奇迹,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神迹。
它是十七岁的少年在凤阳冬夜的煤油灯下,用冻僵的手指翻动一页页俄文书稿;
是七九年的夏天,他在科大东区那间漏风的实验室里,把十二台机床的接口信号,一毫秒一毫秒地对齐;
是今天下午三点,他蹲在校门口修自行车时,顺手在车把上用粉笔写下的那段PID调节算法——字迹潦草,却被路过的学生默默抄录下来,贴进了班级的“技术墙”。
而自己,一个拿着万宝龙钢笔、喝着茉莉花茶、在锦江饭店大堂里嘲讽“皇帝的新衣”的香港记者,却连这新衣上最朴素的一根经纬线,都不曾真正触碰过。
他慢慢转过身,走下楼梯。
夜风拂面,带着江淮平原特有的湿润寒意。
梁文斌没坐车,沿着科大东区那条栽满梧桐的小路,慢慢往火车站走。
他走得极慢,仿佛要把每一步,都踏进这土地真实的肌理里。
身后,307室的灯光亮着,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。
而前方,上海的方向,黄浦江的雾,正在散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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