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后，科大有没有一份名为《分布式实时控制系统的可行性论证》的内部报告；第三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喉间发紧，“查清楚，包启明——是不是一九六三年生人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三秒，随即响起纸张翻动的窸窣声。

“文哥，你问这个干啥？”

“别问。”梁文斌盯着电话亭外一辆驶过的自行车，车后架上绑着两捆青菜，菜叶上还沾着露水，“查完，立刻电报发到锦江饭店前台，署名‘陆怀民’。”

挂断电话，他走出电话亭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凛冽，肺腑间却像被什么灼烧着。

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一直错判了一件事——不是中国人在吹牛，而是自己根本没读懂这场“吹牛”的语法。

所谓“皇帝的新衣”，从来不是别人穿给他看的。而是他自己，亲手织了一件，再披在别人身上，然后对着镜子，反复确认那衣裳的华美。

八点十五分，上海站一号候车室。

梁文斌坐在靠窗的塑料长椅上，膝上摊着一本《人民画报》一九八〇年合订本，手指却悬在半空，迟迟没有翻开。他面前摆着一碗阳春面，汤面浮着几滴油星，葱花蔫黄，面还没动过一口。

广播里开始播报K205次列车检票。他抬头望向电子屏——合肥，187公里，硬座，票价八块六。

他忽然想起包老太爷昨夜在站台上说的话：“本事长在自己身上，比什么都踏实。”

这句话像一枚钉子，楔进他耳膜深处。

他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目光落在对面墙上一张泛黄的旧海报上。那是七十年代初的工业学大庆宣传画：一群穿蓝布工装的青年围着一台车床，额头沁汗，眼神炽热，背景是齿轮与麦穗交织的图案。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：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——一九七二年上海重型机器厂全体职工献礼”。

梁文斌的目光久久停驻在那群青年脸上。

他们没有西装革履，没有金丝眼镜，没有伦敦证交所的股票行情图，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毕业证书。可他们手里握着的，是一把锉刀，一把千分尺，一卷磨损的游标卡尺说明书。

而自己呢？

他下意识摸了摸西装内袋——那里插着一支万宝龙钢笔，笔帽上嵌着一枚小小的蓝宝石。是他去年采访港督时，对方作为答谢赠予的。笔尖写过三百篇港岛政商秘闻，写过二十期马评专栏，写过一篇轰动香江的《李嘉诚谈家族信托》，却从未写过一句关于“怎么把一根轴的同心度误差控制在0.02毫米以内”。

他慢慢抽出钢笔，旋开笔帽，墨囊饱满，幽蓝如海。

他低头，从随身公文包里取出一张信纸，撕下右下角约两指宽的一条。又拧开墨水瓶，蘸饱墨汁，在纸条上写下三个字：

**包启明**

笔锋顿挫，力透纸背。

他凝视这三个字良久，忽然抬手，将纸条揉成一团，攥在掌心，指节发白。

十点零七分，K205次列车缓缓启动。

梁文斌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，看着上海站月台一寸寸退后。铁轨延伸向远方，两侧是低矮的砖房、晾晒的被单、骑着自行车的学生、推着煤球车的老妇。阳光刺破云层，在铁轨上投下跳跃的光斑。

他解开衬衫最上面一颗纽扣，掏出那张揉皱又展平的纸条，再次铺在膝头。这一次，他在“包启明”三个字下方，添了两行小字：

**一九六三年生

一九七八年入学，十七岁**

他忽然记起昨夜亨利说过的话：“一个七十岁的年轻人……”

七十岁？不。是十七岁。

十七岁，意味着他高考恢复的第一届考生；意味着他可能刚从皖北农村走出来，脚上还沾着泥；意味着他第一次走进科大东区那间漏风的实验室时，窗户玻璃缺了一角，用报纸糊着；意味着他调试第一行汇编代码时，用的是学校仅有的两台DJS-130计算机中的一台，而另一台，正被物理系用来计算氢弹模型。

梁文斌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条边缘，粗粝的纤维刮过指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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