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一年一月下旬，农历腊月十五刚过没几天，年关的气氛已经在省城的街巷里悄然弥漫开来。

骑自行车进城置办年货的农民明显多了起来，供销社门口排起了长队。

科大校园里也开始变得空落落了起来...

包老太爷放下手里的红笔，指尖在报纸头版那道细花线框上缓缓划过。他先看右上角——那则关于自己回访大陆的简讯，字数不多，却字字千钧。再往下，目光沉沉落进那篇《从银河到船台》的长报道里。标题是八号字，比头条还醒目，像一柄削铁如泥的刻刀，劈开了整版铅墨。

他摘下老花镜，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眼角，才重新戴上，逐字读下去。

“……1980年12月23日，江南造船厂一号数控切割车间内，三台国产数控火焰切割机同步启动。操作员按下‘执行’键后，六块厚度为32毫米的船用A级钢板，在不到四十五分钟内完成全部轮廓切割。经英国劳氏船级社驻厂验船师现场复测，边缘垂直度误差≤0.3毫米，热影响区宽度≤1.2毫米，完全符合LR规范第5.7节对高精度结构件的全部技术要求……”

包老太爷的手指停住了。

他慢慢翻过一页。第二页印着一张照片：车间里，几名穿深蓝工装的年轻人正围在一台机床前调试参数。照片右下角有小字说明：“核心技术团队部分成员合影。左起：交大张立群、哈工大周振东、首一机厂黄解放、科大陆怀民。”

陆怀民。

这个名字，他昨天刚听包启明提起过。说是在合肥见到的，二十出头，瘦得像根竹竿，说话慢，但眼睛亮得吓人，仿佛能照见机床里每一条电流的走向。包启明当时递来一份手写的材料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据、坐标、时序图，最后一页却是几行钢笔字，清峻有力：

【CAM系统V2.1已于12月20日通过七十二小时连续切板测试。

后处理编译器完成与英国LR标准数据库全项映射。

首批合格船板已交付江南厂装配线。

——陆怀民，12月21日晨】

包老太爷把这张纸压在掌心，反复摩挲。

他忽然起身，走到墙边那只红木博古架前，拉开最底层抽屉。里面没有古玩，只有一摞泛黄的旧图纸——是他年轻时亲手绘制的宁波港码头扩建草图，边上还用铅笔标注着潮位、风向、吃水深度。图纸右下角，盖着一枚早已褪色的朱印：“宁波航运公会·包玉刚”。

他抽出一张，又抽出一张，手指在那些被岁月晕染的线条上轻轻游走。四十年前，他在宁波三江口看着自家第一艘货轮“海宁号”缓缓离岸，船尾拖着长长的白浪，像一道未愈的伤口。那时他想，若有一天，中国人也能造出不输欧美的船，那船板上的每一道焊缝，都该有自己的名字。

不是印在船壳上，而是刻在时间里。

他转身回到书桌前，拿起电话，拨通包启明办公室。

“启明，”他的声音很稳，“你明天一早，带我那份材料，去趟中环电讯局。”

“爸？您要发报？”

“对。发给北京，国家旅游局接待司。”

包老太爷顿了顿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告诉他们，原定行程不变。但上海一站，我要提前两天抵达。请江南造船厂，把原定参观时间，改到12月28日清晨七点。我要看第一班次切割作业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，随即应道：“好，我立刻安排。”

挂断电话，包老太爷没动。他望着窗外，冬日的阳光斜斜穿过玻璃，在报纸上投下一小片暖黄。那片光斑，恰好笼罩在陆怀民的名字上。

同一时刻，合肥科大精仪系实验室。

窗外天光已暗，楼道里声控灯忽明忽灭。陆怀民独自坐在工作台前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：一份是江南厂凌晨发来的加急传真，写着“V2.1系统运行稳定，明日实船板切割验证”；一份是首一机厂黄解放手写的便条：“机床联调完毕，液压伺服响应延迟已压至17ms，达标！”；最后一份，是八机部综技所刚送来的内部通报复印件，首页赫然印着一行红字：“关于包玉刚先生提前抵沪参观江南造船厂的紧急通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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