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比如呢？”

吕彦霖听到李默文的这番话，也提起了兴趣，问了一句。

“比如科幻，这一个小说题材！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，能够启发大家对于科学原理的兴趣，提前预设技术构想、拓展创新思路等等。...

李默文站在讲台边缘，指尖轻轻摩挲着话筒冰凉的金属外壳。台下近千双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灼烧着他的后颈——前排是徐子教授、周主任这些熟悉面孔，中间几排坐着北大法学院的几位老教授，目光锐利如刀；最后几排则挤满了各校学生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，有人踮着脚，有人干脆坐在台阶上，笔记本摊在膝盖上，笔尖悬在纸页上方，微微发颤。

他没看邀请函上印着的“主讲人：李默文”几个字，也没数清自己心跳的频率。他只听见自己左耳里传来徐子教授刚才压低嗓音的那句话：“他们问你‘社会主义法能否吸收资产阶级法技术性规范’，你就答‘法典编纂的技术逻辑与阶级属性无关，就像手术刀不因执刀者立场而改变其切割精度’；若问‘法律是否必须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意志’，你便说‘意志需借制度实现，而制度设计依赖法学方法论——方法论本身无阶级，但应用有立场’。”

——这是徐子亲口教的应答逻辑，不是背诵，是拆解。李默文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瞳孔里已没有一丝晃动。

“下面，有请人大法律系78级本科生李默文同学，报告题目《论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形式理性重构》。”

掌声响起，并不热烈，却极整齐，像一排排削尖的铅笔在桌沿敲击。李默文迈步向前，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回响。他没走向讲台中央，而是停在右侧斜角，让投影幕布上的标题清晰映入所有人视野。幕布上，他亲手用钢笔手写的标题下方，还有一行小字：“献给1954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档案室里未署名的抄写员”。

台下有人低声嗤笑。北大那位戴玳瑁眼镜的老教授捻了捻胡须，对身旁同事道：“倒会造势。”

李默文没理会。他拿起粉笔，在黑板右下角画了个方框，框里写“1950-1978”。又在框外画个更大的圆，标注“世界法律现代化谱系”。粉笔灰簌簌落在袖口，像一层薄雪。

“诸位老师，我先不谈观点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奇异地压过了后排翻书声，“我想请大家看一份材料——1952年司法部内部通报第37号，题为《关于废止民国六法全书后基层法院判例援引问题的紧急通知》。原件现存国家档案馆，编号J012-1952-037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前三排。徐子微微颔首，周主任抬手扶了扶眼镜。北大那位老教授手指突然停在茶杯沿上。

“通知里明确要求：‘凡涉及契约、继承、物权等民事纠纷，可参照民国大理院判例及日本明治民法解释，但须加注‘资鉴’字样，不得直接引用’。”李默文转身，在黑板上写下“资鉴”二字，墨迹浓重，“这个‘资’字，是‘资’本主义的资，还是‘资’料的资？当年起草者没写清楚，但执行者心里都明白——我们缺的不是立场，是工具。”

台下骤然安静。连隔壁教室传来的上课铃声都显得格外刺耳。

“所以我的论文核心不在‘要不要借鉴’，而在‘如何消化’。”他走回讲台，从公文包取出一叠泛黄纸张——不是打印稿，是油印本，边角卷曲，墨色深浅不一。“这是我整理的1954-196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所有援引民国判例的案例索引。共87例，其中63例涉及土地确权，19例关乎婚姻财产分割，5例为商业合同纠纷。它们共同特点是：判决结果符合当时政策，但推理过程大量使用‘善意取得’‘时效取得’‘意思表示真实’等概念。”

他举起最上面一页，纸张背面隐约可见铅笔批注：“1958年某县法院，原告持民国地契诉争宅基地，法官援引大理院1935年判例，认定‘地契虽旧，权利不灭’，但补充‘该权利受集体化政策限制’——技术性规范被嵌套进政治性框架，这才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真实路径。”

后排突然有人站起来：“李同学！你这是把资产阶级法当万能钥匙！”说话的是北大法学院77级学生，胸前别着“法学研究会”徽章。

李默文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同学贵姓？”

“陈立军。”

“陈同学，你上周在《政法论坛》发表的《论计划经济下合同自由边界》，我读过第三遍。”李默文语速不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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